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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收无止境? “年薪制”能否把教授拉回讲台

[日期:2011年11月08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 [字体: ]
文章概要:  目前高校鼓励科研的薪酬制度,不仅让学术变得浮躁和功利,更让人忧心的是,它动摇着一个大学的立身之本——教学。

    薪酬模式不变,无论国家再怎么增加教育投入,也不可能让教师安心教书

    “年薪制”能否把教授拉回讲台

  今年10月16日,一年一度的北京马拉松赛场上,中国科大成为最引人瞩目的高校代表队之一。

  赛场之外,是一场对赌,中国科技大学校友刘亚东、张佳华承诺为母校一项教学奖捐赠总计上限为30万元的善款,条件则包括代表队在赛场的表现,同时有至少1000名校友参与这次捐赠。

  媒体对这场对赌甚为关注,但很少有人留心到这个奖项的冠名——“困学守望”。

  中科大“校友新创基金会”秘书长刘志峰介绍,这个出自论语的冠名教学奖寄托了捐助者的期待,希望“老师尤其是教基础课的老师们,能够静心守护在教书育人的神圣岗位上”。

  近年来,在高校里,教学远没有科研吃香,老师拿经费、晋升都是看科研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坚守教学一线就显得弥足珍贵。

  目前高校鼓励科研的薪酬制度,不仅让学术变得浮躁和功利,更让人忧心的是,它动摇着一个大学的立身之本——教学。

教授与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

  薪酬模式不变,不可能让教师安心教书,因为“创收是无止境的”

  小郭是重庆一所重点大学的大四学生,上学期,课程表里有他最期待的一位知名法学教授的课,可一学期过完,这位教授却罕有露面。

  高校里,有类似感受的学生越来越多。冲着知名教授声望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却在讲台上难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一些高校,一些知名教授成为“空中飞人”,其教学课程由年轻教师或博士生替代。

  让刘志峰感慨的是,前不久,自己母校的副校长通过一群完全由教授组成的评委会评审,获得“困学守望”教学奖,这位海归教授从1995年回国至今,每学期本科生的课堂上,都会出现他的身影。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就在其后不久,刘志峰接触过的一位知名高校的院长坦诚相告,“自己从没有去学校新校区给本科生上过课”。

  “过去,没有不登台讲课的教授,学校不给排课是对一位教授的惩罚”。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友柏在一次论坛上追溯过往,感慨这一怪象。

  媒体报道,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也曾表示,许多大学教授都积极找课题、办公司、跑项目、要经费,长期远离科研、教学第一线,研究水平和教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他们现在说得最多的就是拿了多少课题,干什么更挣钱。”武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更担心教授心态的变化。

  这位教授算了笔账:给自己学校本科生上一次课100元上下,到校外给三本院校学生上一次课300元以上,到知名培训机构兼职上一次课收入数以千计,一篇高被引论文奖励上万元,申请课题提成更多。

  “同样是教授,自己不比较,旁人也会有说法,何况面对这样的差距,能经得住诱惑的毕竟也不会太多。”

  他对自己学院院长一次酒后真言记忆犹新,“要是一年能挣50万元就满足了”。

  “这位昔日让我无限景仰的知名教授为什么变成这样,只有物质需求,没有精神追求呢?”这位教授说,这个问题自己始终不愿直面。

  武汉大学尚重生教授说,即使在历史系、哲学系这些冷门学科中,也有一些教授很富,“这和教授个人是否愿意适应现在的奖励制度有关。现在的奖励制度奖励什么,你就花心思去搞什么,那肯定比较有钱。”

  他很怀念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那个时候,国家没有这么多项目,高等教育没有这么多指标体系,教授们都不富裕,都按照个人的兴趣去从事科研教学,很自由,也很美好。”

  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工资+自己创收”的大学薪酬制度,带来的严重问题是功利学术以及所有教师对教学任务的淡漠,每个人都为五斗米而折腰,为创收不择手段。这种薪酬模式不变,最大的危害就在于,无论国家再怎么增加教育投入,也不可能让教师安心大学立身之本的教育事业,因为“创收是无止境的”。

年薪制有多远

  只有先把物质利益理顺了,才能谈评价体系

  出国访问时,熊丙奇发现,许多发达国家的高校,教授职责就是专心教学和科研,学校根据其岗位和绩效制订年薪。在美国,大学教授最高年薪一般在12万美元左右,最低年薪在8万美元左右,差距不是很大。

  如何破解教授贫富悬殊带来的校园困局?

  熊丙奇教授开出的“药方”正是“他山之石”:年薪制。

  “年薪制的条件已经具备了”。熊丙奇曾专门选择了几所高校,对此专门做过量化的计算,“比如在一所‘985’高校,5000教授,人均10万元,根据到校的经费,完全可以支付。”

  “让挣得多的回归学术,让挣得少的安心学术。”熊丙奇说,清贫教授的收入有了基本保障,不会焦虑学术以外的因素,不会担忧生存问题,自然就会把精力投向学术研究;而善于拉课题的教授一旦没了提成激励,自己也会回归学术,以保证既有课题的影响力。

  在熊丙奇看来,美国之所以有纳什一类的科学奇才出现,正在于给教授治学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

  但在国内高校实行年薪制,将面临怎样激励教师的难题。熊丙奇教授说,自己熟悉的一所高校,曾经准备在教授中推行年薪制政策,但很快,一批大牌教授明确“逼宫”,以另寻高校相威胁;一些院系领导也出来游说,“别的学校都没这么干,万一名教授们走了,招生和经费将成问题”,结果这一想法只能胎死腹中。

  针对年薪制养懒汉的担忧,熊丙奇表示,对教师的评价在年薪制中依然存在,但考核评价权不在行政部门,而在学术共同体,实行学术同行评价,这就引导教授把关注点转向学术价值本身,而不是进行“公关学术”、“社交学术”,不看重学术资源,而在于学术贡献。

  而转变薪酬模式,实行年薪制,实质需要现代大学制度相配套。国外大学的年薪制,是和终身教授制度一致的,而终身教授制度,旨在保障学术自由,给教授自由地不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制约进行学术研究的空间,因此,在国内高校推行年薪制,需要确认其保障“学术自治”的主旨,否则,就有很多人担心把教授变为懒汉,不利于大学出成果的不同声音。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院院长高抒教授也持有相同观点。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曾公开建议,对于国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应实行年薪制,以保障科技人员创新性研究工作的进行。

  高抒教授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篇长文中专门论述,高校工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年薪制,其基本特点是上限固定、收入透明。

  “长期的灰色收入体制已经造成人心涣散。现在只有先把物质利益理顺了,才能谈评价体系。只有实行了年薪制,对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的收入监督才具备可操作性,许多人才能从发财梦中醒悟过来,学校才有可能督促研究生导师把精力放在研究和教学上。”高抒对此一针见血。

  在高抒看来,年薪制是我国科技和高等教育的唯一出路。“国家什么时候实行年薪制,什么时候才能出创新性成果、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尽管年薪制备受推崇,但学界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年薪制并非万能良药,仅仅薪酬制度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的问题。(记者 雷宇 实习生 邹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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