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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三居室 到底够不够?

[日期:2015年06月24日] 来源:腾讯房产  作者: [字体: ]
文章概要: 三间房是人立足于大地上稳定的空间结构,在这个框架下,实现了居住的可能。

从仰韶文化遗址,到汉唐长安,以致明清北京城,市民的住居模式延续着一条古老定律——“面阔三间”。在不同年代,“面阔三间”又有不同的尺度,宅基介乎35-150平米。这一合乎礼仪、关照家庭、立足场地的住居空间,传递着惬意、和谐、饱满而自立的气息。

一套标准的宅院规设,不需要繁复的空间组合。

夏目漱石在明治村的猫之家,不过三室一厅,一间藏书室、一间书房、一间卧室,外带一个八叠大小的客厅;他的代表作《我是猫》,完全取了实际住所的布局与环境。

林黛玉在贾府中的居所,被贾政赞为“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的潇湘馆,“一带粉垣,数盈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上面小小两三房舍,一明两暗,”正厅是标准的达官贵人家的陈设,东侧的书房堆满了书,西侧的卧房里还割出一个暖阁。

芬兰建筑大师阿尔托在莫拉特塞罗岛上,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夏季别墅。白色的房子远看像村舍,三间卧室、一个起居室、两个厨房呈L形分布,它们漫不经心、肃静地待在一片森林里。远在法国的柯布西耶一直想来小住一阵,“我听说芬兰的夏天十分美好。如果我能去,我们一句建筑也不要谈,那该是多么令人向往啊!”

“三间”成为人们有意无意间优雅的选择。“如同音乐一样,简单的数字是这种和谐的基础和创造者”,马赫《人文主义建筑》中评价圆顶别墅时写道,“他们是1、2、3、4这些数字,或者三角形的3,正方形的4以及五边形的5。”

三间房不是面积的想象

在古代社会,宫室是皇帝的大房子,庙宇是僧侣的宅院,衙门是官吏的办公生活之所,店铺也是“前铺后居”的设置。房屋的功能首先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古今中外皆然。

任何一类建筑似乎都由住宅发展而来,住宅与其他用途的房屋只是名称不同,本质相近。直到工业革命时期,才产生了完全意义上的公共建筑,比如火车站、图书馆、歌剧院等。这些熟悉的公共建筑越来越商业化,进而塑造了城市和生活。

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住宅开始被有意无意地设置了级别与形式,标准的宅形凝结成了居住的文化。从周朝起,士大夫以下官员的住宅叫庙,一般士庶的居室叫正寝,皇帝的住宅有六宫六寝。

根据李允鉌《华夏意匠》中的分析,寝的形制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为堂,后为室,堂两侧分为东堂和西堂,东西堂为夹,夹后有房,东房北向无墙,谓之北堂,不过一道后门。称为庙的住宅平面是前堂夹室,前面是客厅,后面是卧室,卧室叫寝,客厅叫庙,正寝东西两侧为东房西室,庙的两侧为东西厢。《左传》中记载民有寝庙,意指民间住宅有卧室和厅堂,现在庙几乎专指宗教建筑,庙堂之高,可知直至宋代,庙还有住宅之意。

现在所熟悉的合院住宅,北京四合院、徽州古镇、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等遍布大江南北,不约而同选择相似的空间组合类型,是因为这些地域面临着相似的现实问题,同时又是同源的建筑文化基因。

一是出于安全考虑,产生了合院的“院”。所谓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论语》筑墙,原本是出于保护的善意,竟成了后市禁锢女子的枷锁。这一围就是几千年。《论语》中子贡奉承孔子,“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类,百官之富。”虽为尊师之媚词,却道出比肩的墙与数仞的墙,也就是墙越建越高了。

二是既然加了围墙,房子不够用了,就可以在墙边加建廊,在堂的两侧建厢房,于是逐渐演变成了四合院,随着财力与人口的增加,再将同样的住宅复建一次,又发展出了中国古代社会恒久的园宅体系。

建筑的平面布局上,一堂二室或两厢房是居住空间的轴心与主线,“三间”模式是古代社会对小康之家,或者封建社会对自由臣民,最核心的规制与保障。

这以“三”为名的居住模数,不是凭空臆造的。就像阿道夫路斯《形式与功能》中写的,“我们并不是因为木匠已经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制造了椅子,就以一种相应的特殊方式坐着。木匠以独特的方式制造了椅子,只因为我们希望是那样坐着。”

“三间正房”是合意的

古人发明了“三间”的居住样式,是因为我们就想那么恬静有礼地住着。

“宋以来许多学者,根据《仪礼》所载礼节,研究春秋时代士大夫的住宅,已大体判明住宅前部有门。门是面阔三间的建筑,中央明间为门,左右次间为塾。门内有院,再次为堂。堂是生活起居和接见宾客、举行各种典礼的地点,堂的左右有东西厢,堂后有寝卧的室,都包括于一座建筑内。堂与门的平面布置,延续到汉朝初期没有多大改变。” 刘敦桢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写道。

唐《营缮令》中规定,“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这个模数应该普通民众宅制的顶层设计。至明代时,“房屋虽至一二十所,随基物力,但不许过三间。”正房三间(或五间)是重要的等级要素,需要营建更多房屋,可以加置厢房,“三间”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可前后复制,但不可左右逾制。

乃至清朝官员授房文书中,“内正房三间”始终是各级官员自宅最核心的表述,如今在中国广大农村,“三间”依然是占主导的建筑模数。

从居住与生活角度,“三间正房”是合意而恰切的,不仅功能是稳稳地,体验也是平静有序的。如同汉斯迈耶在论述包豪斯风格时的那句著名宣言:“修建是一个生物学的过程,修建不是一个美学过程,在它基本的设计中,新的住房不但成为一种生活的机器,也是一种满足身体和精神需要的生物学载体。”

这个生物学的设计,最终还需一个为社会学的容器,科林威尔逊在《建筑反思》中指出,一座建筑物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中不计其数的、难以预测的活动模式。

然而,一个家庭需要多少居住空间呢?全家人的卧室、一间会客兼工作的书房,其他功能性房间都可以随机地增添,宾客纷至沓来,多置办客室,儿女多了,再营造些厢房,如此而已。“各部分必须以真正的比例相互联系、相互调整,以便促成整体的用途和作用。” 贝克莱说。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述洛阳的建阳里,“里内士庶二千余户,信崇三宝,众僧刹养,百姓所供也。”建阳里2000户居民住宅,占地300亩,每一座里坊375亩,寺院占基地75亩,根据清华大学教授王贵祥认为,建阳里内每户住宅为36平方步,约为一座三间的小屋。

到了唐朝,根据唐律中民宅的规定,以及唐朝的长安洛阳两京考证,普通居民住宅宅基地面积约0.6-0.8亩,即12-15步见方的地块,大约可建造3间正房的小院,还可以设置一间两架的门屋,相较北魏,面积缩小了许多,但三间的样式照旧。

相比北魏,大唐盛世下的都市人,其居住面积变得促狭了。诗人崔沔在洛阳崇政坊的自宅却“简而不陋,净而不华。” 韩愈描述他在长安的住宅,“中堂高且新,四时等牢蔬。……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

在严实、紧凑的都市空间,也能如此闲适。孙棨在《北里志》中写道,“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幌之类称是。”妓女的“三数厅”亦能“堂宇宽静”,雅致不差于韩愈的隆隆宅舍。

古人的三居观念,考虑到了和谐的美,尊重了家庭的友睦,功能配置上,也匀称知礼。与此同时,“三”又可以延展、可以复制,可促可阔,可屈可伸。像皮科米朗多拉的《论人的尊严》中上帝对亚当说的,“我们所创造出的你,既不在天堂,也不在尘世,既不是终有一死的,也不是永生的,因此,带着选择的自由,带着荣誉,仿佛你自己的制造者和铸工一样,你可以随便塑造你自己。”

三间房是人立足于大地上稳定的空间结构,在这个框架下,实现了居住的可能。无论是30平米的小三间,还是1亩之宅的三间院落,“三”代表了住居承载合理生活的能量,也标注了生活对住居的要求,像萨特说的,“人是一项拥有一个主观生命的规划,而不是一类苔藓、一种蘑菇或一颗花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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