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示:按左右键可翻上下页
阅读内容

政府该不该强势解决住房问题

[日期:2015年03月27日] 来源:腾讯房产特约  作者: [字体: ]
文章概要: 解决中国住房问题,需要李光耀式思维

解决中国住房问题,需要李光耀式思维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去世,使人们对已经“不再新鲜”的“新加坡模式”,重新燃起了议论和评判的热潮。

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对新加坡模式都评价甚高,派出到新加坡学习的官员也曾“蔚为壮观”。无论是从国家治国理政的需求,还是同宗同族的发展比较,对新加坡模式的最关心的,非中国人莫属。

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新加坡模式关注的焦点和重视的方向大有不同。知识界尤其是年轻人,认为新加坡一党独大,压制民主,缺乏言论和新闻自由,鞭刑等严刑峻法更是有悖于文明社会基本精神;也有人从“和谐社会”的角度,对新加坡的精英政治和一党专制下的社会稳定,尤其是在短短几十年内由落后的“第三世界”一举跃升于“第一世界”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倍加赞赏。

任何一种国家发展的模式,都有其历史的渊源,也不可避免的有其优劣之处。对中国人来说,关键还是要看对解决当今的中国问题有没有借鉴和帮助。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新加坡模式最吸引他们的地方,还在于李光耀创建的新加坡政府,在国家GDP高速增长的同时,新加坡国民的收入水平也能同步的大幅提高。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备受高房价煎熬的普通中国市民来说,新加坡政府在住房供应政策上大力推广的组屋,更是成为他们心中的“天堂”。

新加坡政府在国民住房问题上的组屋政策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它在全世界都被公认为“解决住房问题最好的国家”。这方面的美名之大,以至于在“房地产调控”上苦无良策的前总理温家宝,2007年底借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之际,特意带上当时的建设部(现住建部前身)部长,不仅亲自到统管新加坡组屋建设的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登门取经”,而且还专门到大巴窑组屋区“亲身体验”。在大加赞赏之余,连称“受到不少启发。”据介绍,这已不是温家宝第一次到新加坡考察组屋。

现在的中国,房地产及住房问题不仅是老百姓最“焦虑”的最大民生问题,而且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和最大潜在危机所在,更是影响执政之基稳固的“负能量”。

在李光耀先生去世之际,重新审视新加坡模式,特别是借鉴其最得民心、也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住房政策,不仅可为深陷房地产和住房矛盾泥潭之中的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一次重新反思和重新学习的机会,更为背负高房价重压的普通市民,指明了一条挖除“三座大山”的希望路径。

作为一个深受房地产和住房问题“煎熬”的泱泱大国,我们在反思自身问题的同时,究竟应该从“世界上解决住房问题最好的国家”中学习和借鉴些什么呢?

李光耀的住房大局观:把安居作为立国之本和国家稳定基石

在中国,有一种现象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方面:各级政府从上到下都强调以民为本,执政为民。不久前,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新理念。尤其是再次强调突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是被视为是执政者对中国未来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考量。

但一回到老百姓现实的生活中,似乎这些精神在一些政府和官员中都成了摆设的口号,很多事情都变了样。老百姓最难以忍受的高房价和住房方面的严重问题,不仅地方政府官员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而且一些住房和房地产政策的制定者,也竭力回避,听凭住房矛盾演变为民怨沸腾的尖锐社会问题;一方面中央一再强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生活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并把其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对于全面小康社会中“含金量”最高的住房小康,不仅“红头文件”中几乎不见踪影,而且鲜有敢于担当的官员把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古代在治国治民上,有一条很重要的“治国理政”传统,这就是古代思想家孟子所说的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也就是说,作为统治者,要让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必须要让老百姓拥有比较固定的产业,如土地何房屋等,并把其视为稳定社会秩序、降低“求变思维”和维持“善良习惯”的必要条件。

在当今世界,这方面“治国理政”最好的,当属李光耀及新加坡政府了。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1960年新加坡刚刚建国时是一番什么样的“屋荒”景象。上个世纪中叶,新加坡曾经被称为“世界上最可怕的贫民窟之一”,是“文明社会的耻辱”。当时新加坡200多万人口中,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3平方米。有近五成的人居住在贫民窟和窝棚内,而且大多数都是栖身于用木板和铁皮搭建的棚屋之中;真正能够住上像样住房的居民,仅占人口总数的9%。

由于恶劣的居住和生存环境,导致当时的新加坡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国民对国家没有信心,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新加坡政府建国伊始就把解决住房问题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为此,李光耀在新加坡立国之初就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的口号。他说:“我们的新社会,居者有其屋是关键”,“我们将全力以赴去达致我们的目标:使每一个公民的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家。”

为什么李光耀会把“居者有其屋”作为新加坡的立国之基?他说过的一段话,令人值得深思。他说:当时的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之所以要让每个国民都有一份宝贵的资产,是“为了确保我们的人民深深扎根于此,而人民也有值得捍卫的事物,我们就得成立军队。但是,我们的人口又不足以成立一支正规军队,而要叫住在小房子的人来保卫住在豪宅里的人,也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一开始就认定每个国民都应该拥有房子,这样每户家庭才能拥有值得保卫的资产,而我们多年来已把组屋视为人民最为珍贵的资产。”

李光耀当初的这一席话,对今天在尖锐住房矛盾目前麻木不仁的中国官员来说,可谓是醍醐灌顶的警世之言。“居者有其屋”、“安居乐业”,不仅关系到国民的幸福,更关系到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中国的红色江山是否“万年长”,不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肯定就无从谈起。

实际上,“居者有其屋”、“安居乐业”等这些千百年来的中华传统,之所以传承下来,统治者治国所需也是其重要的一面。对民众而言,有居则安、有产则宁。同样,“民富则易治、民有产则畏法”也成为中华历史久远的一种统治文化。

新加坡政府,把“居者有其屋”作为基本国策,正是把这种中华传统的治国理政文化发扬光大的集中体现。它从建国伊始就大力建造组屋(相当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并以极低的价格提供给本国85%的国民,使得新加坡的居民住房自有率一举达到了90%以上。不仅使新加坡一举成为世界上住房自有率真正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新加坡的人也成了世界上最守纪律的国民,新加坡社会,也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稳定平安”的社会。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重新反思李光耀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国家大局观,给今天的中国各级官员可借鉴的,实在是“一言难尽”。居者有其屋,更应该成为今天中国执政者兴国安邦的重要之策。

李光耀对执政者和解决住房之间的关系,有一段生动和精辟的故事。有一次他搭乘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机回国时,见到服务的空中小姐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于是问她有没有孩子。她说还没有。问她在等什么?她说在等组屋。问她买了吗?她说买了,而且是首次申购时以最低价买到的。李光耀“适时”提醒她:“到了投票的时候,请记得这个好处。”

今天中国地方政府的“父母官”和主导住房及房地产政策的决策层官员,能有几个人可以骄傲的说,给过普通百姓这方面的“好处”?

解决国民住房问题,靠居者有其屋,决不搞“租房保障”

对比中国现今的住房政策,尤其是把政府大力推广的保障房政策和新加坡一贯以推至的组屋政策相对比,会发现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人均国力水平在全球并不高的中国政府,在现在的保障房供应上,主要的都是廉租房和公租房,政府在住房保障上做的是“租房”的文章。而跻身于世界一流国家的新加坡,在解决国民住房问题上,从来不搞什么政府的“租房保障”,更不会提出什么“住有其所”来搪塞老百姓。

作为开国之父,李光耀再三强调,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想到建组屋出租,而是把“居者有其屋”计划当作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的基石,以让绝大多数人民从口袋里掏钱购屋,而不是过于依赖政府的长期津贴。

李光耀认为,如果人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捍卫国家是自己的一份责任。在李光耀的国家观和住房政策思维中,认为国民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会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

所以,新加坡在国民的住房问题的解决路径上,实行的“以卖为主”的公共住房政策。作为政府负责部门的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根据不同的国民收入情况,分别作了具体的规定。2000新元以下有资格购买两房式新组屋;3000新元以下有资格购买三房式新组屋;8000新元以下才有资格购买四房或者以上的新组屋;破产者也有购买五房或者以下新组屋的资格。只有那些月收入低于1500元的新加坡家庭或个人,才有资格向建屋发展局申请租赁组屋。

表: 新加坡保障性住房申请资格条件单位:新加坡元(1新加坡元现在等于4.5元人民币左右)。

这里,中国市民最关心的,也许就是有多少人可以有资格购买房价便宜很多的“新加坡经济适用房”——组屋了。在新加坡,大约有87%左右的国民可以购买政府提供的组屋;另外,有10%的高收入者是在房地产市场上去购买高价豪华的高档商品住房。这样算下来,只有不到5%的新加坡人由政府提供“租赁组屋”。

而要想有87%左右的市民买得起新加坡政府提供的组屋,最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它的价格,要让最广大的国民承受得起。前些年,笔者根据新加坡的有关政府公共住房政策的研究报告曾经对此进行了研究:

由新加坡政府组织生产并负责提供的组屋,使用面积(比我们“建筑面积”面积要大)分别达到85-95、110-120平方米的四房式和五房式组屋,公民要买的话,平均仅仅分别只需付出1.3-2.1年和2.3-3.9年的家庭收入即可。而要买三房式的组屋,更是低到了只需0.8-1.4年家庭收入即可“居者有其屋”。用不到一年(或一年稍多)的家庭收入,就可买到一套“两室一厅”。这样“惊人”的房价收入比,在今天的中国市民看来,震撼之强烈,无异于“白白抢到了大房”。如今,新加坡的组屋虽然价格有所提高,但依然保持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之下。

曾经有一位新加坡的国家发展部长在一次国会讲话中骄傲地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像新加坡那样,使得一个国民在离开学校工作两年便可以购置住房。

从“世界上最可怕的贫民窟之一”和“文明社会的耻辱”,到如今“世界上解决住房问题最好的国家”;从有近五成的人居住在木板和铁皮搭建的棚屋之中贫民窟和窝棚内,只有9%的居民住上像样住房,到现在九成以上的国民都有自己体面舒适的住房,实践证明:新加坡组屋“以卖为主”的公共住房政策是正确和成功的,尤其是值得至今还在房地产市场泥潭之中“乱摸石头”的决策者们,认真借鉴,好好学习。

以公租房和廉租房为主导的“新一轮”的中国住房保障政策,大规模推广至今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中国城市的住房矛盾不仅未得到遏制,而且越来越导致更多的“沸腾民怨”。就连公租房和廉租房本身的建设,也由于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举步维艰。

面对新加坡和中国在住房问题上的“一正一反”的经验和教训,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丢下包袱”,向世界先进学习和借鉴呢?

解决大部分市民的住房问题,政府该不该强势作为?

对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和住房问题最“绝望”的,莫过于人们对政府在关系到老百姓最大民生这块问题上的“市场决定论”。

众所周知,目前在房地产市场和住房问题上,“中国政府要做的就是要为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提供住房保障”。除此以外,其他老百姓的住房问题,都是交由市场来解决。

我们以前也测算过,除了拆迁安置户,算下来真正能享受到政府保障房“待遇”的市民,只有占城市居民10%左右的最低收入者。而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遇到的主要矛盾,是占城市总人口六七成以上的中等收入家庭买不起房,或者改善不了住房条件。不仅如此,由于开发商高房价模式本身的制肘,在中国城市一边出现数亿无房户和半无房户的同时,也出现了创纪录的商品住房滞销积压,以至于上下政府都在想方设法为其寻找出路。

市场的实践证明:由开发商主垄断操控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由于市场自身缺乏规范,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市场的设计和运作千疮百孔,使其不仅解决不了普通百姓的住房问题的社会矛盾,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到了“靠政府之手”大力救市之时。一句话,“市场决定论”在现今的房地产市场早已成了一句“昏话”。

全世界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大多数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完全交由市场,政府自己对此“不闻不问”。全球解决住房问题最好的国家,背后都有政府的强势干预。有的是通过“住房保障法”之类的法律来规范市场,有的则是政府直接进行房地产市场的运作。李光耀指导下的新加坡政府,就是这方面最成功的典范。

在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进门就能看到墙上写着杜甫的三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反映了李光耀及新加坡政府,在解决住房问题上政府的“强势态度”。

新加坡建国之初,为了迅速摆脱“世界上最可怕的贫民窟之一”恶劣处境,新加坡政府首先成立发展公共住房的建屋发展局,并制定了“五年建屋计划”,开始大规模兴建低价住房,把房子租给低收入家庭;1964年,新加坡政府又开始推行住房自有化政策,鼓励中低收入阶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组屋。1974年到1982年,建屋局开始兴建针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公寓。目前,新加坡组屋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多万套,87%左右的居民都生活在政府的公屋中、

新加坡人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住房之梦,完全是靠政府自己的亲力亲为。李光耀说:“私人开发商只想卖屋赚钱,然后说再见”。而要为居民建造价廉物美的新加坡式“经济适用房”——组屋,只能靠政府自己。

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开发公司”。从组屋的规划发展、征用土地,到建造组屋、对外发包或承包工程,再到最后的组屋出售和出租等,都由这个政府下属的部门一手包办。由于建屋发展局不仅是“非赢利性组织”,而且还享有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使其不必经过中间商(就像中国特色的开发商那样),政府自己就成为公民住房建设和供应的主体。这种公民住房的国家自己运作的“政府开发模式”,不仅使新加坡政府可以用最小的成本,向居民大批量的提供组屋,而且也保证了公民买房居住的负担,下降到了让今天中国市民难以想象的地步。

实际上,国民住房的政府开发模式,并不是新加坡的独创。不少发达国家在住房问题严峻、住房保障尚未健全的时期,不少都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中国创造人类城乡迁徙历史记录的城镇化,同样也使中国的住房问题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住房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到了空前地步。在这样矛盾激化的时代,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政府在市场失效之时,该出手时不出手?

住房社会问题越是突出,国家越是要做“人民开发商”。李光耀及新加坡政府,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

“小户型”首页看最新更新文章 】|收藏 | 推荐 | 录入:thyr | 阅读:
【版权声明】本站文章绝大部分转载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果您认为该文章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及时修改、删除。本站文章标注来源为“小户型”的,版权归小户型 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本文评论   [发表评论]   全部评论 (0)